我们熟知的基层民警片警（社区民警）设置就是最早的片区属地管理的雏形，片警指派出所的警员分片负责某一个具体社区的工作 , 它是群众对派出所警员的一种昵称，其主要职责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并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国家的防控线有千万条，而属地则是兜底线，大小道口对接在属地、各类单位防控在属地、千万人群的落脚点还是在属地，只有属地的人员到位了、措施落实了、防线筑牢了，城市安全才有保障。而要实现防控全覆盖、属地化、无遗漏，最有效的措施是“分片包干”，即守住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谁家孩子谁家抱”。这一做法通过多年来的实践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防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则发挥了更大作用。

网格化在抗击“非典”时期即体现为“分片包干”。分片包干，总体而言是把街区、楼宇、楼组、村组、市场分别包干起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把属地防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本单元、每一个具体岗位。它要求划分的责任区域发挥好园区、楼宇工、青、妇、统战等群团组织作用实行分片包干，抓好街区、楼宇、楼组、村组、市场“5 包干”。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格化管理的应用实践逐步拓展到城市管理领域、社会治理与服务领域。尤其自2004年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在北京东城区城市管理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功之后，网格化管理模式开始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探索、思考和研究。

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是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网格化城市管理可以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转变为今天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理。

“后非典时代”，从北京东城区城市管理“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模式到浙江舟山社会管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模式的成功运用，网格化管理模式遍地开花。网格化管理模式是中国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独特手段，它将小区细分为网格，以小区干部、居民组长、党员、民警等为工作主体，组建服务团队、建立信息平台、整合各类资源，更全面地了解居民要求，更主动地为群众提供服务，从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传统城市管理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城市管理职责不清、职能交叉，导致出现问题多方推诿或重复处置；2.城市管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导致无法实现多部门协同联动；3.城市管理缺少有效监管手段，导致问题发现不及时甚至产生严重后果；4.城市管理方式粗放，导致问题处置不到位，部门工作效率低下；5.城市管理监督评价缺位，导致各部门工作积极性不高。

而网格化城市管理则具备以下六大创新：1.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2.城市部件管理法；3.信息采集器即“城管通”；4.创建两个轴心的城市管理体制；5.城市管理流程再造；6.评价体系。通过创新，网格化城市管理有效地建立了城市管理的实时、长效机制，保障了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再造了城市管理流程，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实现了先进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全过程的有机结合；健全了城市管理对象的显性化、标准化管理；推动了市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核心要点：1.管理对象精细化；2.管理区域责任精细化；3.手段智能化；4.主动发现问题的机制；5.闭环的问题处置机制；6.长效的考评体系。

对网格化重要性的认知必须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2019年11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新时期的网格化内涵，旨在我国党委政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长效考核的方式让各职能部门按照分级分类的协同规则进行联勤联动，把城市各类事件进行闭环化高效处置，进而提升城市乃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政务信息化体系，以新时期网格化管理模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与激光全景移动测量技术结合：实现城市治理从“符号化”向“全景化”管理转变。移动测量技 术（MMT：Mobile Mapping Technology） 可快速获取城市实景影像，采集道路及两旁地物目标的空间和属性信息，连同汽车的轨迹坐标数据和姿态数据一并同步存储在车载计算机之中。基于可测量全景影像数据，可实现对城市问题的精确定位、城市部件的可视化标注，同时满足城市管理部门对户外广告管理、违法建设查处、商业门店数据更新等专业化管理需求。

2.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结合：实现城市管理从“PC 终端”向“全移动”终端转变。紧跟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发展趋势，移动终端随时随地、高效率地获取信息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一种移动便携式的管理工具。围绕智慧城市业务全过程的一系列终端应用产品，实现了办公模式从传统 PC 电脑向“全移动”终端转变。通过全移动智慧化城市管理平台，城市治理的运行不再单纯依赖有线网络，而是可将系统无线延伸到街道、社区；使派遣任务高效发送至现场作业人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扁平化”管理；推动“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3.与物联网技术结合：实现城市治理从“被动化管理”向“智能化治理”转变。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物联网传感技术可实现对城市供热、供水、供气质量、污水处理情况、工地噪声等各方面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和全面感知，利用各类随时随地的感知设备和智能化系统，进行智能识别以及立体感知城市环境、状态、位置等信息的全方位变化，对感知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和处理，并能与业务流程智能化集成，继而主动做出响应，促进城市各个关键系统和谐高效的管理，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向“智慧化城市治理”方向发展。例如，宁波智慧城管通过视频识别技术，智能识别违停车辆的车牌号，通过短信提醒方式主动提醒车主将违停车辆尽快驶离；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整合工地扬尘、空气质量、机动车尾气等在线监测，实现对大气污染防治智能化监管；山东广饶数字城管通过对供暖、供气、供水等感知数据的实时在线监测主动做出响应，促进城市各个关键系统和谐高效的管理；等等。

4.与数字孪生技术结合：实现城市各类信息的时空一体化综合管理。以数字政通 2021年8月发布基于游戏引擎的“晶石”孪生平台为例，通过全要素的快速构建能力，实现对L1级（城市基础地形模型）、L2级（城市白模）、L3级（建筑外观模型）、L4级（城市部件模型）、L5级（城市楼体和室内结构模型）等分级三维模型的快速构建；通过全时空的精细仿真能力，实现对季节（春夏秋冬）、气象（风霜雨雪）、昼夜、城市变迁、地上与地下设施、实景与视频等时空场景的精细仿真；通过与城市运行“一网统管”需求深度融合，构建了可管理的“城市部件”“城市事件”“城市路灯”“城市道路”“城市桥梁”等城市运行管理三维应用场景，实现治理要素三维精细化表达，打造“可管理”的数字孪生平台。

5.与大数据技术结合：实现城市综合服务管理的精细化、智慧化升级。大数据技术是一种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技术。以车辆管理为例，该场景的智慧化管理以车辆全信息识别为技术核心，以道路卡口、小区卡口、电子警察等传统非现场抓拍设备的海量数据为应用基础，构建车辆属性、车辆动态轨迹、车主属性、关系人属性四大预警模型，通过对车辆自身信息、车辆活动轨迹范围分布、车主身份信息、车主关系人身份信息关联的实时模型对比，从中甄别出可疑车辆，甚至可以帮助公安部门找到犯罪车辆、侦破案件。

2020年2月6日，中国智慧城市论坛提出要“以防疫为契机，全面提升智慧城市”，倡议各地政府在非常期间万众一心防疫、齐心协力联控的大好氛围下，以“抗疫”为抓手，全面提升智慧城市。同年2月10日，上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发挥政府、社会、市民等各方作用，聚焦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全面赋能数字经济三大建设重点，夯实“城市大脑”、信息设施、网络安全三大基础保障，加快推进新一轮智慧城市示范引领、全面建设，不断增强城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提升快速响应和高效联动处置能力水平；基于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需求，打造信息共享、相互推送、快速反应、联勤联动的指挥中心，建设职责匹配的事件协调处置流程；开展城市运行数据分析，加强综合研判，增强城市综合管理的监控预警、应急响应和跨领域协同能力，实现高效处置“一件事”。2021年3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 其中指出“提升城市智慧化水平，推行城市楼宇、公共空间、地下管网等‘一张图’数字化管理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网统管”是新型智慧城市的“牛鼻子”工程，是城市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的一网统管是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有效抓手。目前全国有多地落地实践了“一网统管”模式，国内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它通过政府引导，鼓励政企合作、多方参与，推进智慧安防、智慧出行、智慧社区、智慧监管、垃圾分类、智慧医疗等智慧应用体系聚合发展，实现民生政务、节能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等智慧城市治理的一体化、智慧化。

作为新时期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具象化产物，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齐抓共管”为着力点，提升城市风险防控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实现城市治理能力高速发展“蜕变”，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成本问题。城市“一网统管”不能依靠无限的财政投入，不能依靠硬件设施设备的堆砌，而应该依托现有信息化系统的迭代升级，以应用为牵引、需求为导向来进行开发建设。

其次是适度问题。信息化的高度发展必然对个人的隐私保护带来新的挑战。互联网在连接、互动、共享和开放的同时，也会带来个人信息的泄露和买卖，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度和均衡也是未来需要不断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再次是温度问题。从防疫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治理中存在一些特殊群体，例如老人，他们对信息化的设备和应用并不熟悉，但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出示健康码、到旅游景点需要网上预约、要手机支付，这对他们是很大的挑战。这些都是“一网统管”开发建设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1.行业网格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网格化主要出于某部门如公安、城管等的自身管理需要，将管理区域进行空间上的网格化划分，实现工作区域与责任的细分。它主要以强化某个行业的管理为目标，整合行业相关资源，实现管理上的流程化、精细化。行业网格化阶段的典型代表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城管“万米单元网格”，主要实现了城市部件与事件的管理。

2.城市网格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网格化更注重城市的综合治理与公共服务，它不再为某个单独的部门服务，而是成为了社会管理服务结构的延伸，将以往的区 - 街道 - 社区三级结构变成了四级，完善了社会信息的动态采集与部门服务的推进，强化了城市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融合与资源共享。我国目前主要处于第二阶段的发展期，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在网格化建设、管理、资源利用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目前新型智慧城市较为务实的建设模式便是“网格化+”，它的典型代表是宜昌市的网格化服务管理。

3.社会网格化阶段。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及大数据的深入应用将带来一场社会变革，特别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变革。社会治理与服务的主体由单一的政府向多主体、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与服务的手段也将从平面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变，政府在网格化中的角色逐渐由建设者转为引导者并会逐步将所汇集的数据“还数据于民”。越来越多的企业与社会组织将参与到庞大的社会信息挖掘与利用中来，如当前已经上线的百度迁徒、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污染地图”APP等，这标志着企业与社会组织正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功能。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的信息资源将进一步融合，由此构成的多主体、多中心社会治理与服务的格局也将形成，社会自治程度将达到新的高度，进而形成“智慧社会”。

网格化管理新模式既是城市治理的一次创新，又是政府管理的一次革命，它的成功不仅局限于发现、解决了多少个城市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证明其拥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拓展性。例如，北京市东城区将网格化管理理念拓展到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领域，构建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和网格化公共安全监管平台，大大提升了社会服务管理水平和安全监管水平；荆门市结合湖北省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背景，同步推进网格化社会管理和数字化城市管理项目建设，实现“数字城管”和“社会管理”运行机制的优势互补；上海浦东新区通过建立海塘巡查网格，构建覆盖全时段、全范围的海塘管理体系；长春高新区东北核心区将地下管网纳入城市管理范围，实现地上地下全覆盖的数字化城市治理；等等。

多技术的应用以及多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将使“一网统管”平台实现更多政务资源的整合，其功能也将更加完备，它将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涵盖地上、地下、河道、桥隧，包含党建、综治、交通、能源、市政、环卫、防汛决策、公共安全等多个门类在内的综合系统。因此，充分借鉴网格化新模式在各地“一网统管”成功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和拓展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将有助于促进智慧城市各智慧应用从“专题性智慧”向“综合性智慧”提升，最终发展成为智慧城市的数字基座平台关键组成部分。